徐恒杰
记得著名当代乡村建设工作者廖晓义曾经说过，乡村是城市的母体，是中国的根系，我们每个人从根源上说都是乡村走出的孩子。我认为，这个话很有道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绕开人类对于乡村的本源性依赖，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十九大根据当前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变化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使“重中之重”定位进一步落到实处，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之后不久，党中央就明确了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逐步确立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国家综合实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广大农民的生活境遇也逐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三农”发展落后于全面小康建设总体水平的背景下，“三农”发展还迟迟没有实现质的飞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这使人们首次看到了“三农”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同步提升的宏伟蓝图与清晰路径。这样的蓝图凝结着近现代百余年来无数有识之士对乡村建设发展的美好梦想。
从我国乡村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短板的角度来看，实现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环。百余年来，中国区域化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其实一直在进行。近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河北定县的“翟城实验”，这一实验被认为拉开了乡绅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乡村自救的序幕。地方“良绅”在不同范围内自发进行的挽救乡村的实践经验为百年乡村振兴实践迈出了第一步。到上世纪20至30年代，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当时服务于乡村建设的机构有600多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1000多个，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晏阳初的定县模式和卢作孚的北碚模式，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发起的乡村建设模式，比乡绅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在地方良绅和知识分子开展乡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根据地，也开辟了乡村建设试验田，这期间的尝试和举措，为推进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带领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进行了一系列乡村社会的彻底改革和城乡关系的变革，一方面建立起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国家工业化。以1953年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为发端，农业开始担负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使命。到2005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至12.4%，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按照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方针。2005年，全国各省市基本取消了农业税费。2006年1月1日起，《农业税条例》废止，地方因此减少的收入由中央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同时，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通过国民收入
的再分配实现财政支农。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浙江、江苏等地用活用足中央政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立足“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包括重塑城乡关系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共同富裕之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质量兴农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的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创新乡村治理体系的乡村善治之路、打好脱贫攻坚战的中国特色减贫之路。从这七个方面切实发力，久久为功，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起来，使农村不再是落后之地、贫穷之地、荒凉之地的代名词，而成为美丽之地、富足之地、生机勃勃之地的新名片，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名称。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主导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有深厚三农情怀的知识分子继续进行了区域化特定理念指导的乡村振兴实践探索。比如廖晓义在重庆巫溪、湖南长沙、山东曲阜等地开展的“乐和家园”建设；黄志友发起的全国“爱故乡计划”，以“故乡情怀”唤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家乡农村建设的热情与行动。这些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探索，对于促进解决全面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问题（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即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即农村发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即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对探索乡村振兴的路径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从39.1%提高到57.4%。中国城乡发展理论的核心也随之发生了三次重要转变，即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转变，顺应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体现出城乡之间内在的融合渗透的关系，标志着中国在进一步集成创新过去五年的三农工作的基础上，延续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创新。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城乡融合发展成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径；面对农村发展的不充分，产业振兴成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径；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步，四化同步成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浙江、四川、福建、贵州等地积极探索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路径，许多成功经验弥足珍贵。
无论如何，乡村振兴是基于我国现代化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目标。许多年以来，以城市发展为中心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导致了乡村人才、资金、资源与信息向城市的单向度集中，像一个无形的“抽水机”，把乡村的各类优质资源不断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导致的是乡村价值失位。只有完善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才能促进城乡发展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配置。因此，乡村振兴要把城镇化、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要开放思路用有效的办法有力的举措为进城的人、返乡的人和下乡的人创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利于实现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地区。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我们坚信，只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各方面对新农村建设进行提档升级，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必将在中华大地化为中华腾飞的美丽蓝图。
历史必将证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乃至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