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强调指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可以说，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程度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休戚相关。然而，农村问题的解决绝不能仅仅看农村的内部问题，就乡村谈乡村、脱离城乡关系谈乡村都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从历史维度俯瞰世界各国农村发展历程并结合中国城乡关系70多年的流变不难判断，中国未来将从乡土中国发展成为城乡中国，乡村在城市化的推动下也终将会变成不同于过往的乡村。那么，如何看待并处理城乡关系将是关乎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质量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和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得到不断健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绩效已初步显现，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配给体系正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等。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党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强调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改变农村要素单向流出格局，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通过城乡协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动能。
相较过去，中国城乡要素的配置流动在以下三个方面明显发生变化，这些将成为城市赋能乡村、城乡协力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要基础。
分散的城乡要素整合程度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各种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及高效率配置正逐步形成。过去几十年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进展顺利，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20年底的45.4％。社会保障方面，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截至2020年底，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54244万人。产业方面，农村土地流转更为规范，土地经营权得到进一步放活，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超90万个，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超16亿亩次，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超9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7000万户，助推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城乡要素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近20年里，中国城乡要素流动更为活跃，人才交流、技术交流、信息交流愈发便利，城乡生产要素活跃给城乡带来了合理利益回报。从人才要素来看，进城务工不再是乡村人口流动的唯一声音，乡村对城乡人口的吸引力也在逐年加大，“返乡创业”俨然已成为新的流行词。
城乡要素的流向发生明显改观。与过去乡村要素单向流往城市，乡村发展缺乏要素支撑不同，随着相互政策呼吁与国家扶持，当前乡村正在形成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的“集合效应”。不仅乡村的产业、医疗、生态、教育等方面获得了更多支持，更激发了乡村的主动性与发展活力，在乡村形成了人才、土地、资金、产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举措多体现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给等方面，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的机制尚未建立，制度的公平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加强人才“引”“留”工作，实现多元化人才的聚集。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乡村不仅要把握住流失的利润，更要把握住流失的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需要营造良好的乡村创业环境，吸引大学毕业生、技术人才、农民企业家返乡创业，通过政策要求、政策支持、政策鼓励搭建制度框架，破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乡村振兴的核心是留住人才，留住人才就要在乡村植入现代的就业形态、基础设施以及社会环境，缩小城乡差别，推动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让乡村人才愿意留在乡村，让城市人才愿意走进乡村，真正实现城乡人才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重视网络信息技术应用，弥合束缚农村发展“数字鸿沟”。脱贫攻坚的历程已充分证明，信息技术的推广和信息活动的开展有助于解决信息贫乏者的信息贫困及其由此导致的经济贫困问题。当前互联网技术正在加速向农业农村延伸和渗透，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有效拉近了城乡公共服务配置差距，为乡村群众提供了更多工作、医疗教育机会。对此，政府应加快“新基建”速度，加速弥合束缚农村发展的“数字鸿沟”，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将数字化基础设施转变为拉近城乡距离，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乡村振兴新动能。
突出城乡资源特色优势，合理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振兴乡村并非消灭农村，城乡融合也非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而是要发挥城与乡之间各自的优势，合理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优势互补，以促进要素间的相互吸引与流动。以乡村生态资源为例，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要突出乡村的现有资源优势，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城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实现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