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走向全球化的必要进程，所暴露出的问题我们更应该去关注！
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让全世界都陷入了混乱和恐慌之中，关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成了我们需要面临的艰巨问题。
湖北地区疫情爆发时，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和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等地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共334人支援湖北。
中医医疗队援鄂期间，不断总结新冠肺炎的临床症候特征，并针对性的使用经典名方对患者进行了临床治疗，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形成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 。
目前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
4月14日，连花清瘟胶囊（颗粒）新增适应症的申请获得批准，【功能主治】项增加“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常规治疗中，可用于轻型、普通型引起的发热、咳嗽、乏力。”【用法用量】项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疗程 7-10 天。”
钟南山院士曾在中欧抗疫交流会上透露，连花清瘟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明显效果，研究小组对284名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使用连花清瘟治愈率达到91.5%，轻症转重症的比例也明显降低。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研究员说，临床显示，宣肺败毒方在对照观察中可将淋巴细胞恢复率提高17%，临床治愈率提高22%。
关于中医药的应用时机，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说在发病早期和康复阶段应用最好，以江夏方舱医院为例，564名早期轻症患者没有1例转为重症，这对于控制新冠肺重症患者的比例有着重要的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中西医结合疗法的优势。
我国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能够为世界疫情提供帮助吗？
近期全球疫情的暴发让我们再次陷入了武汉疫情暴发时的焦虑之中，此次疫情涉及面之广、诊治难度之大，空前绝后。
基于我们抗击武汉疫情所积累的诸多宝贵经验，“一省包一国”、“中药显奇效”等醒目的宣传新闻漫天飞。
关于国外抢购中成药，中药制剂在世界多地开始使用的新闻也层出不穷：
欧洲：第一锅中药在匈牙利开煮
疫情来袭，匈牙利是欧洲第一个煮大锅中药进行预防的国家，且大锅中药在匈牙利非常火。
药方来自张仲景的《小建中汤》，在这个方子基础上，根据华人、欧洲人体质不同，各有加味。药材是欧洲当地种植而成，鉴于药性差异也有所调整。
英国：中药需求快速上升
英国各种提高免疫力的中草药以及清肺排毒汤和连花清瘟胶囊等部分中药需求快速上升，直接导致中医药公司订单大幅增加，比疫情发生前增加了5到10倍，有的中药已经缺货，需要大量进货，甚至通过空运紧急进药。
美国：纽约民众开始抢购中药
同时，自2月以来，美国不少地区用于缓解流感症状以及增强免疫力的中药订单数量几乎翻了一番，纽约民众甚至开始抢购中药。
目前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药已出现脱销现象，部分中草药一货难求，价格也涨得飞快。
意大利：中药成为部分市民的首选
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中药也成为部分市民的首选。意大利疫情开始以来，不少中药店根据中国国内专家总结的配方调配了方剂销售，不仅是华人，不少意大利人也购买服用。
有的意大利中医诊所门庭若市，每日前来就诊或寻求预防的当地人络绎不绝。
那么中药的“走红”以及中医治疗方案真的能够为世界疫情提供帮助么？
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尽管湖北地区使用中药抗击新冠肺炎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效果，但有几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清楚：
（1）湖北地区使用中药治疗的患者以轻症为主，而且是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了中药，是中西医结合的策略。
（2）我国派出了中医诊疗队伍的精英对武汉进行了支援，这是保证中医治疗方案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
（3）国内外多名专家就新冠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的问题已经达成共识，轻症患者本身就有自我痊愈的可能。因缺少临床对照研究的数据，对中医药治疗的效果进行完全的肯定并不可行。
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截止到目前都未曾真正实现大体量的走出国门，影响其用于国外疫情的现实因素还有以下方面：
01
中药材异地合法及标准化输出困难
中医药中的“药”在国外的处境艰难，尤其此次疫情防控中所需的中医方剂，或许在许多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属于“非法药物”｡
西方国家除澳大利亚之外，都不承认中医药的法律地位。西方国家评审药物的法规是针对合成药制定的，仅适用于单一成分的药物，因而成分复杂的中药很难通过FDA评审。
尽管美国已制定了《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放松了对植物药的管理，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合成药物标准的影响。
因此，中药仍难以以植物药药品身份(处方药、非处方药)进入美国市场。
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国家的植物药被美国FDA批准为药品。由此也可看出，法规的限制是不可改变的。
此外目前尚没有开展系统的中药饮片标准汤剂研究，缺乏权威详实的数据。中药饮片作为中成药制剂的原材料，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用药安全与中成药的质量。
但是中药饮片的质量往往由于原药材采摘不合时宜、炮制操作不规范、虫蛀霉变等诸多不合理因素的影响，导致其质量下降，严重威胁到用药患者的身体健康。
所以，亟需建立某种标准用于规定不同的饮片用药形式和不同厂家的产品，提高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和疗效的一致性。
02
专业的中医人员并不充足
中医治疗方案强调要“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以及不同体质等情况” 辨证论治，做到一人一方。为了达到轻症患者能快速出院，武汉方舱医院除了辨证治疗方法以外，还加入特殊医疗，比如太极拳，八段锦，呼吸吐纳功等｡所以有治疗作用不是任何人随便拿了推荐的中药方子用就一定有效，还是要在中医和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合理应用。
虽然我国一直将中医标榜为国家重器的传统医学，全国中医财政拨款仅占医疗拨款的6%，且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7年：历年来中医院校毕业总人数有57.5万人，而实际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执业医师总人数只有23万人，总就业率为40%。
全国首次中医基本情况调查显示，我国每万人中医执业医师数量仅有约3人，每万人中医医院床位数不到4张。中医执业医师占全国执业医师的比例为21%，中医医疗机构仅占8%，中医在全部医疗服务中的比重只占10%。
相对于全球如此严重的疫情，我们在无法大量输出中医人员的情况下，想让中医能够在全世界疫情抗击中有所作为基本上等于天方夜谭！
03
中药的现有产量有限
中药的现有产量尚不足以应对全球的抗疫需求，尤其是在尚无 “特效药”和疫苗可以应用的局面。倘若在中国境内生产中药制品可以合格地销往欧盟国家，则会进一步提高对国内中医药产能的需求。
而我们知道，类似于农作物一般“密集化种植”的中药，并不是所有品种都可以达到理想的药效。若重产量而轻质量，种植过程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以及生长调节剂等做法，会造成中药材质量和安全下降。
如润肺止咳的麦冬，原生境为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坡阴湿处、林下或溪旁，现人工种植于大田，大量施用多效唑、膨大素等生长调节剂后，干重亩产可以从70公斤增加到200多公斤，有效成分也普遍降低。
又如清肺排毒汤中的细辛，本来六年成大货的，现在生长到四年就会死很多，既使是使用大量的农药也难以控制。这实质上是生理病害，就是高密度栽培，在大量地使用化肥、农药，土壤里没有微生物，使土壤板结，土壤是病态的，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中西医结合其实也还有很多不足
从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中西医结合”以来，我国中西医结合的蓬勃开展极大地丰富了医学临床治疗学内容，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救治多脏器衰竭、中西医结合针麻研究及针刺镇痛原理研究、抗疟新药青蒿素研制成功、中药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及其分子水平和基因水平机制研究等等，中西医结合代表整体医学和未来发展方向。
在肯定中西医结合成绩和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在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中仍有诸多困扰和难题亟待解决。
01
基础理论系统尚不完善
对于“中西医结合”一词的解释，我国权威性辞书《辞海》是这样定义的：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中药的基本理论、临床实践，将中国医药学同现代医学的精华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医学科学，逐步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
而现实中我们很难界定何为中西医结合，是中医现代化？还是西医融合中医的模式？如果运用现代医学检查诊断，用中医方法治疗是不是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学科形成的标志，并不是用西医实验手段明确某些证候的病理生理特点，也不是发现了某些中药治疗某些器质性改变的有效成分，而在于具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现实的情况是，中西医结合取代了中医学的学科独立性，成了中医现代化的代名词，主导了中医自身的教育……
然而针对中西医结合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的理论研究却从来没有深入开展过。
02
诊疗药物的结合不到位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但西药讲究对症治疗。在缺乏有效辩证的情况下，盲目将经验性药物进行结合，未必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因为中成药的组方与其主治病症是密切相关的，具有一定的临床适应证，有的偏重寒凉，有的偏重温热，只能适用于某种症候。
以清开灵口服液为例，大部分患者只知晓清开灵的抗病毒作用，对感冒、发热一律给予清开灵治疗。但在风寒表证未解的状态下使用清开灵直接清解里热，对于表证恶寒发热者不仅不能奏效，反可使风寒表邪不得外散而闭郁于体内，病情加重。
1958年我国提出中西医结合理论，但迄今为止仍停留在中西药结合的层面。中西药复方制剂看似陌生，实则大家都非常熟悉；比如其中的999感冒灵，维C银翘片，家喻户晓。
中西药复方制剂，配方中含有中药与西药，但一直以中成药身份面对市场与临床，中成药大家往往认为不良反应小，用药安全；所以很大程度上，其西药成分的用药安全问题，长期被忽略。
以治疗感冒为例，不少治感冒的中成药中含有西药成分。有学者统计了我国药典中收录的24种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其中19种含有对乙酰氨基酚，但只有10个品种的药品说明书中记载了所含的化学药品成分，而且往往未在药品说明书中标明乙酰氨基酚的剂量。这种含有西药成分的中成药容易使人忽视其中的西药成分，一旦超量使用或用于特异质人群，有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反应，应予警惕。
中西药复方制剂绝大部分品种是在20 世纪60～70 年代是中西医结合风潮盛行期产生。当时中国医疗界提出“中西医结合”，提出“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药好、西药好，中西药结合效果更好”等方针口号。
不过可惜的是 “中西医结合”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发展，特别是中西医结合的顶层理论原理设计问题，至今未能突破；中西药复方制剂缺少基础理论支持，仅仅是时代所需，在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思潮引导下，实操中简单的被理解为既然中西医要结合，那么中西药就得合治。
03
中药安全的概念一直被盲目放大
人们往往认为中草药是天然的，无毒副作用，更有论调声称中草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因而出现了乱用、误用，久服、常服一些中草药或中成药的现象。
但事实上，瑞士著名医生、毒理学之父——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早在500多年前就提出，世界上没有无毒的药物，关键在于剂量是否合适。中药安全，也只是相对的安全，其实是因为有效成分的剂量相对小。
比如镇静安神常用的朱砂含有硫化汞，汞是大家熟知的一种有毒重金属，会损害中枢神经、肾脏、消化道，这些在小剂量范围还是安全的，但大量使用就会造成风险。
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中药引起的不良事件特别是药物性肝损害的事例不断发生。中药所致的肝损伤占临床药物性肝损伤总病例的4.8%-32.6%。比如何首乌是千百年来广泛应用且认为“无毒”的补益类中药，很多人都认为何首乌可以黑发，于是大量服用，但近年来它引发的肝损伤事件频发。甚至有的病人因为服用过量，造成了重症的肝衰，引起死亡。
同时，如何正确使用中成药，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中成药在西医院应用广泛，有调查显示，我国约有七成的中成药是由医疗机构里没有接受过系统中医学教育的医师开出的，不合理使用率高达4成。
西医由于不熟悉中药药性，在选择中成药时往往只看药品名称、对症使用，忽略了中成药组成的性味及副作用。例如给妊娠期患者开具七厘散、天麻丸、麻仁丸等，导致胎元受损、甚至流产引发医疗纠纷。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批准生产的中成药中，约有200多种是中西药复方制剂，即含有化学药的中成药。这类中西药制剂的中成药，导致副作用的风险可能比纯中药制剂更大。
所以，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中药及中成药的安全性风险有时候会被弱化甚至忽视，但需要我们长期保持警惕。
04
科研和循证医学存在短板
随机临床试验特别是双盲、 安慰剂对照， 是评价临床疗效的 “金标准”， 也是中医药被全球广泛接受的重要方法学之一。
因而要证明中医的经验治疗有效，首先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然后还需要通过“双盲实验”一类的办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排除主观偏差。
目前国内虽然已有大量中药随机对照试验（RCT）发表，但试验报告质量参差不齐。大量的评价研究表明，已经发表的中医药随机对照试验质量较低。
问题体现在对随机化的误解和试验实施过程不规范（包括缺乏试验注册、缺乏充分的知情同意、中药制剂质量控制重视不够、采用综合性结局指标评价疗效、选择性结局报告以及对不良事件报告不足）。其中对随机化的误解是影响随机对照试验质量的较严重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中文期刊发表的中医药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文章的质量也较低。所有系统综述均未采用流程图表示研究的选择、纳入与排除过程。能够达到国际规范的高质量中医药系统综述极少，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文献检索不够系统全面，方法学描述简单雷同，其结果难以重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评价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存在发表偏倚，结论有误导倾向。
未来的研究趋势应当是大样本、多中心，设计科学合理严密的临床试验，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以及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低质量的研究限制了循证医学的开展，并且对低质量临床试验进行Meta分析，容易得出误导临床决策的结论。
对于中医，
我持有客观质疑和坚定相信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促进了医学发展，也提高了各种疾病的治疗效果。
在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中西医结合疗法就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中西医结合治疗再次发挥作用。
疫情发生以来，全国超过3300多名中医药医护人员驰援湖北，5批共计757人次的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了武汉金银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等重点院区，并接管方舱医院。
新冠肺炎的防治实践表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具有显著作用，抗击疫情，中医中药可谓功不可没。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虽然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但是古老的中医智慧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能够为我们攻克重大疾病提供宝贵的研究思路。
目前中西医结合的进程中虽然还存在问题，比如中医药抗病毒的基础与临床试验研究尚显不足，对其作用机理的独特性挖掘有待深入等等，但这都是暂时的，对于中医的发展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我们依然保有坚持相信的态度，但同时对于一些不合理之处依然保持质疑。
在笔者看来，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各有所长，中西医结合的意义不在于用世界通用的现代医学语言来描述中医，而是要检验中医理论内容自身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提高临床治疗的效果。
中西医结合正面临多重机遇和挑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经过多年的实践，虽然基础理论研究日益深入，临床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至今对中西医结合的内涵却没有获得一致的认识。
此外，尽管几十年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做了大量探索研究，在各科多种疾病方面进行了中西医结合的诊断和治疗，也得出了诸多临床结果，但这些研究结果却没有得到中西医界内的普遍认可，尤其对中西药合剂产品的质疑更是尖锐。
中西医思维方式与诊疗体系不同，中医认为同病可以异治，异病同样可以同治，不同疾病可以出现同一证型，同一疾病也可以出现不同证型，这种与现代医学迥异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循证带来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中医药临床试验存在诸多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医药临床试验和循证研究应该扎根于中医药理论框架。中西医结合临床试验需要充分重视中医药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特点和优势，同时在临床试验的实施过程中应遵循国际公认的临床试验，尽量使用量化方式对干预措施进行顶层设计，结合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及临床流行病学的应用，建立中医特色化发展模式和评价机制。
希望中西医结合能够借助科学的手段，充分取其精华，而去除糟粕，也希望中西医结合可以突破机制约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能够为世界所接收，为世界的健康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