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农法起源于中国：其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的老子无为理念，其实践可追溯到中国古老的有机农耕。自然农法的出现是对常规现代农业的反思。其宗旨在于捍卫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创造一个美好清净的自然空间，造福于人类。其要点在于力求避免人为施加于大自然的压力，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
中国特色现代自然农法初级阶段范例之一“低碳套稻技术”，正在我国稻麦（油）两熟地区示范应用。
一、自然农法的提起
自20世纪30年代起，尤其是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诸多新农法，如有机农法、生态农法、生物农法、立体农法、再生农法、持久农法、取代农法、替代农法、微生物农法、发酵农法、选择性农法、经济农法等，其侧重点不同，但都可以列入自然农法的范畴，因为其基本思想都是主张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重视农业的根基----土壤的净化和活力，为人类创造良性农业生态环境，提供安全无污染的食物，提高食品的自给能力。人类要生存、大地要保护、空间要净化，这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
所谓自然农法，就是遵循基础自然观的哲理，充分立足于自然力，高度利用自然生物系统，严格按自然规律实施的农作方法及其体系。其宗旨在于捍卫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创造一个美好清净的自然空间，造福于人类。其要点在于力求避免人为施加于大自然的压力，综合体现了环保、节能、节本、省工、优质、持续高产等低碳特点，被誉为永恒的、理想境界的农法。
自然农法并不是还原复古，更不是倒退的代名词，而是强调按自然规律办事。自然农法主张充分挖掘自然自身潜力，尽可能减少人类行为，如秸秆还田方法主张就地、全量自然覆盖仿生还田；不提倡搞设施大棚反季节生产农副产品和设施人工养殖等，其原则是抛弃一切可有可无的用工与成本。
自然农法的出现是对常规现代农业的反思。常规现代农业又称之为现代化学农业、石油农业、工业化农业、绿色革命农业，在带给人类高产的同时，由于依靠过度的机械化、设施化和化学化，越来越暴露出环境污染、病虫害加剧、能源浪费、成本高昂、地力下降等弊端，尤其是带给人类食品安全隐患。
其一，常规现代农业导致全球环境污染，食源病日趋增多。常规现代农业所依赖的矿物能源及化肥、农药、农机具，在大量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大量有害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氮等。据各国检测，全球范围大气层中、水域甚至地下水中、生物体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化肥农药的污染：大气层的二氧化硫酸雨，地下水中检出了超标的高浓度硝酸盐，母乳中也不乏这类有毒物质，连南极的企鹅、北极的北极熊体内都检出了农药残留。20世纪滥用、乱用农药，已使200多种动物在地球上绝迹，还有600多种频临灭迹。化肥农药对人类造成的生存危机早已有实例，如日本的水俣病（汞中毒）、镉米事件，以及各地直接间接的中毒事件屡见报端。至于谈癌色变的病因，不能不说许多与农药化肥有关。早在1988年，美国就从当时注册的360种农药中检出70多种具有致癌性。有研究认为，食品添加剂有一半左右潜在致癌性。
其二，常规现代农业使土壤中的生物系统破坏，导致土壤侵蚀。化肥、农药、机械是现代农法的支柱，对于失去自然活力的土壤来说，无疑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然而，在为化肥、农药、机械歌功颂德的同时，必须正视其愈来愈严重的现实：毒害了有生命的土壤，扰乱了秩序井然的地下王国，造成有机物不足、地力下降、能源和资源急剧枯竭。一味追求暂时利益的高效益连作，抛弃了轮作和绿肥，加剧了地力下降。为获高产，盲目增加化肥用量，使化肥胃口越来越大，作物愈加软弱。软弱化的作物抗性减退，不得不依赖农药，导致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使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壤遭受侵蚀，害虫的抗性越来越强。
其三，常规现代农业开发的新技术，往往是花费大量劳动和费用的技术，使农民纯收益减少。回顾大多数高产技术，其纯收益并未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常规现代化农业的体系上：一方面化肥农药用量和机械作业次数增加，以此取代自然力；另一方面物价上涨，二者相加，农民种田成本逐年增高，而产量产值所增无几，农民得不到实惠，导致种田积极性低落。
按自然农法生产的食品，人们称之为健康食品、安全食品。然而，即使是自然食品，如果在加工过程中混入食品添加剂等，就不能算是自然加工食品了。化学物质对于人体来说，总归是一种异物，即使被认为是安全的食品添加剂，也正在遭到消费者的抵制。必须纠正仅仅满足于表面干净和价格便宜这一倾向，必须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方面改变以盈利为第一目的的倾向，生产、供应社会健康且安全的食品。
来自食物的食源病有肠胃病、糖尿病、肾病、血管障碍等，即所谓成人病。过多地追求美食（特别是肉食），加上运动不足，会导致糖尿病和肾病，后者主要是摄食过多的盐和蛋白质。日本曾调查，现代女性有70%患有肝病。各种疑难杂症多发。有20%的儿童患有肾炎，胆固醇超高1-2成，其中有发展为动脉硬化的。早在1980年代初期，日本人死亡位居首位的便是癌症，当时就初步认定，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食品可致癌。癌并不遗传，癌从口入（如吸烟等）。
竹熊宜孝在《来自土地的医疗》中谈到了他关于医疗与农业的独特见解：“农村寄生虫病减少，但温室病、农药中毒等新的疾病增加。对于贫血鼓励食肉的对策，其结果成人病急增。来自快餐食品和其他偏食的疾病，来自暴食的成人病等占首位。食品添加剂、高盐、高糖、化学调味剂，还有农药残毒，这是对农业现代化的总报复。”
有医学专家认为，餐桌上自然食物已看不到了。现代社会过分要求满足欲望，让人类特殊化，正在忘记人也是自然界中的一生物。有营养学家计算过，一个人每天吃8.46克、一年吃3公斤食品添加剂。而添加剂的主要成分是聚磷酸盐，摄入添加聚磷酸盐的饮料、食品，使人体内的钙流失。石油、煤系列物质进入我们的食品和环境之中，要想排除这些毒物，是很难的。
被污染的现代文明食品，缺乏维生素成分（维B和维C等），也是含有脑障碍毒素的致病食品。精神病多发，尤其是导致妇女妊娠期间营养失调，产出体质异常的孩子（低能儿或精神失常）。日本现代文明食品的弊端始发于1970年前后。那时，日本开始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化学合成药物和添加剂、各种公害物质。精糖、精面、精米、酒等食品过分地特殊加工，变成了不自然物质，这对于人类的精神、神经、所有内脏的功能是不利的。
日本从1955年开始迅速发展食品添加剂（化学合成物质），最高达到350个品种。后来发现过氧化氢等食品添加剂有致癌性，停用了。接着，发生了森永牛奶中毒事件，以及糖精、甜味剂等有害添加剂泛滥，国民强烈要求政府确保食品安全。1972年，日本食品卫生法修正时，国会作出了关于“限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附加决议。
饮食常与人类健康联系在一起。为要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必须经常吃蔬菜。但是，化肥生产出来的蔬菜，含有大量的硝酸盐。有专家指出，吃蔬菜的同时吃鱼，会产生亚硝胺致癌物质。
日本是较早使用化肥农药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日本将兵工厂转为肥料农药厂，即20世纪40年代开始，化肥农药逐步遍及日本农村。到了80年代，日本不少旱地荒废。中国1963年开始引进日本等国家生产的硫酸胺和尿素等氮肥，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化肥对环境和生物的影响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化肥中混有的成分如重金属（比重4以上的重金属是磷酸肥料中的镉、砷等）、有机有害成分（硫氰酸、氨基磺酸、铵等），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进入饲料、食品这一食物链，给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二是化肥大量使用，使作物产生通气障碍和浓度障碍，有机物不足，地力下降，土壤物理性恶化，作物品质劣化。三是化肥流失，污染河流、湖沼、内海、地下水等水质，对生物体造成影响。
化肥品种当中，污染环境的元凶有硝态氮和磷酸。前者在生物体内可变为致癌物质，后者引起缺钙。氮磷钾是肥料三要素。磷酸是磷矿石制造的，但是，磷矿石埋藏量极少，长期使用磷肥，土壤中将大量积累。
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生产的无味、无香的稻米、蔬菜、水果，吃了之后，有损人体健康。城市居民是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孩子们成了牺牲品。
农药的毒性更不必说了。现在，人们认为低毒农药好。所谓低毒，有人认为是指对鼠类有毒，对人类等高等动物为低毒，其实，这种形态的农药是不存在的。回顾当初替代BHC等有机氯系列农药上市的，被称为低毒农药的杀螟松、马拉松、二嗪农等有机磷制剂，现在看来是具有潜在毒性的。化学物质的毒性可分为一般毒性（急性、亚急性、慢性）和特殊毒性（致癌性、遗传性、致畸性）。此外，哪些化学物质配组后相互作用会产生怎样的强毒性，也是个担心。日本曾在自来水中检测出多种农药，甚至母乳中也检测到农药。许多微生物、害虫正在产生抗药性，如米象的抗药性增加了24.2倍；有的地方害虫已对所有杀虫剂有了抗性，被称之为虫群居住的地方。由于这些农药药效下降，人们或是增加药量，或是开发新农药，大体每隔4-5年就要更换一种新药。
含二恶烷的除草剂毒性强，主要表现在：一是残效期长，在自然环境中难以溶解毒性；二是伴随着饮料和食物链，富集于人体；三是具有致癌性、致畸性。进入人体几年或十几年后，出现癌变、畸形儿。污染源除了农药厂外，使用含有二恶烷除草剂的农田周边河流污染严重，而水源污染势必影响到饮用水质。第三个污染源是有机氯化合物。垃圾焚烧时，从氯和苯中生成二恶烷。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使除草剂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且迫使农村劳力流向工业，人手不足的农村，不得不依赖除草剂。
1980年，美国政府发表了题为“2000年的地球”特别调查报告，其基本观点来自“发展的临界期”，即从世界人口的极限考虑，认为2027年世界人口将达100亿，那时正是人类的终点站。这个报告出台的契机是1979年卡特总统在议会上提出的环境咨文。环境问题是世界范围的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面对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土壤质地和生产力下降，世界各国正开展各种各样的环保运动，这种运动与其叫做自然和环境保护运动，不如叫做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运动。人们正在严厉批判经济持续高度发展的国家现状，严厉批判所谓现代文明和生物工程等等。通过这场批判，明确提出了尊重大自然和农业问题，尤其是生产无污染的食品，创造出真正新的文明。
二、世界自然农法起源于中国
1、自然农法的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的老子无为理念
作为最典型的日本福冈式自然农法，其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实了不耕地、不施化肥、不用农药、不除草的自然栽培可行性。福冈于1988年荣获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此奖被称为亚洲地区的诺贝尔和平奖），表彰他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各地农民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来保护安全并避免现代生产活动的有害后果”。究其理论基础，源于中国的老子无为理念。
日本著名哲学家、神户大学教授森信三指出，福冈自然农法源于中国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且亲身长期实践，由此产生了他的自然农法哲理。
著名评论家草柳大藏在与福冈的交谈中，深感福冈对深奥的老子学说十分精通。他认为，福冈的农业观正如《老子》【上篇】第二章中所说：“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
2、自然农法的实践可追溯到中国古老的有机农耕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在自然农业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早在宋朝就有吴怿发现“地久耕则耗”的自然规律，主张搞一季免耕，即在水稻收割前将豆类、禾谷类植物套进稻田，此法一直流传到今。
据今二千多年前的古书《范胜之书》中曾记载用枯草、落叶等物覆盖土壤，借此保护、培肥土壤。
古书《岭表录异》提出了稻田养草鱼，便能食尽稻田杂草。
甘肃、兰州的沙田西瓜，将地里铺上一层沙卵石，使杂草无法生长，雨水能渗下去，种瓜时将沙卵石刨开，将西瓜种播在土中。西瓜行距大，所以刨沙卵石不太费事。沙田种瓜免耕时间很长，几代人都在这块地上种瓜，又大又甜。在湖南的水田田埂上，用斧头辟开一条缝，播入黄豆或绿豆，盖上一把草木灰，就等着收豆子了。在四川山区，为了不使山土流失，采用了撬窝栽培法，即在灌木林中，每隔一定距离撬窝施入农家肥，播种玉米葵花等速生高秆作物。在洪水淹过的地方，乘淤泥压住杂草，水分未干时播晚稻等作物，作为洪灾后的补救措施，往往能收到较好的产量。
三、中国特色现代自然农法
中国幅员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根据中国特色研究现代自然农法，一直没有间断。
从1960年代开始，我国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教授根据处女地湿润、肥沃的自然规律，又根据“水是水稻的命根子，又是水稻的病根子”自然规律，参考延边朝鲜族农民起垄种稻的经验，采取了起垄后连续免耕半旱式种稻的方法，使水稻根系处在湿润状态的毛管水控制之下，扩大了受光通气面积，有力地改造了我国南方稻区的低产烂泥田（缺氧）、冷浸田（温度低）、超肥田（易倒伏），使产量成倍增产。接茬在垄背上免耕播种小麦也获得丰收。后来又在垄沟内养鱼，养红萍，取得了“万斤萍、千斤稻、百斤鱼”的经济效益，现在这种“自然耕作法”已在我国南方大面积推广。
在我国北方，新疆农垦高级农艺师汪明等人发现未被拖拉机翻到的地方，反而稻苗比翻过的生长得好，于是开始了稻田免耕的研究，发现稻田在连续免耕条件下，水稻产量不降低，反而有增产的趋势。一次汪明发现收割机刚收过的稻田，由于放水人员不小心跑进去了水，结果散落在地面的稻粒，居然奇迹般的从稻草中钻出了苗，但其他杂草很少有钻出来的现象，特别是双子叶杂草，它们张开很宽的子叶，无法通过覆盖的稻草。通过试验，证明在免耕地上先撒播稻种，而后在稻种上覆盖秸秆，必须满田盖，再灌水。稻苗钻出来后，任其旱长一个月，转入干湿交替的灌溉。6月建立水层，这时的覆盖秸秆已吸饱了水，不会飘起来压苗。到高温期，秸秆腐烂变成了水稻的肥料。这种方法有节水、防寒、省肥、治草等优点。汪明等人又发现，免耕稻田的杂草种子落在地表，一遇水，大有爆发之势，这时用化学除草剂，能将杂草减少到极少数量。但化学除草剂成本较高，施用方法各异，技术性较强，不易掌握，不管施用何种除草剂对稻苗还是有药害，表现在生长受抑制，生育期延长，产量低。后在古书《岭表录异》中得到启示，进行了免种稻田养草鱼试验，发现亩放养三寸长的草鱼30尾，便能食尽稻田杂草。在稻田有草时，草鱼不食稻苗，但水生杂草食尽后，就要将草鱼转移到别的有草田里，否则它们饥不择食，也会伤害稻苗的。汪明称草鱼为“万能除草器”，它们整天在找草吃，比人工除草还干净。鱼粪肥田，鱼肉卖钱，真是一举数得。
在水稻免耕法推广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创新，如农场职工将老苜蓿地泡水一星期后，苜蓿苗黄而死，再将稻种撒入苜蓿田中，未施其他肥料，亩产稻谷千斤以上。经分析，苜蓿是优势牧草，早春发芽快，很快能覆盖地面，使其他杂草无法生存，所以在三年以上的老苜蓿地上极少有其他杂草。老苜蓿地如果翻耕后种稻情况就不一样了，稻苗就会产生“三子病”，即独苗子、黑根子、红叶子，如果不施磷肥，产量很低，要等到第二年将头年翻下去的苜蓿再翻上来种稻，就生长正常了。据分析，新疆盐碱地本身就缺磷，加之，苜蓿耗磷较多，特别是老苜蓿地耗磷更多，翻耕后，缺磷的底土给翻上来，自然更缺磷。翻耕破坏了土壤肥力这一自然规律，只好用化肥来弥补过失，这时就显得化肥的必要性，否则水稻就会减产。
紫云英、苕子、黄花苜蓿等豆科植物，是优势植物，能很快覆盖地面，压制其他杂草。
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百草皆为药”。中草药是宝库，不能让它消灭，应该加以保护。它们都是土壤的卫士，能覆盖土壤表面，使得土壤不会被风蚀、水蚀。它们又是土壤肥力的创造者，有些还是可观赏的鲜花与香料，它们既能净化空气，又能美化环境。没有绿色的花草树木，好像没有了生命，满目荒凉。它们都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消灭它们。化学除草剂虽然能代替机械灭草，但对土壤微生物，特别是对放线菌有强抑制作用，一些残效期长的化学除草剂进行土壤处理，更是后患无穷。少用或不用化学除草剂，用物理方法、生物灭草等方法，同样可以起到化学除草的效果。在一定空间内，杂草有荣、有枯，有盛、有衰，一般春草是春发、夏长、秋实、冬枯。而秋草则秋发、冬长、春实、夏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发生规律，如春草发芽在秋草将要枯萎的草中，而秋草发生在春草枯死的草中，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根据杂草荣枯的自然规律，将稻种套播在小麦将要枯萎的麦林中，同样将小麦套种在水稻中，收割时留高茬，利用前茬的残茬来保护后茬作物，免受雀害、暴风暴雨灾害。等后茬作物成茁后，残茬便会自然倒伏而腐烂，变成后茬作物的肥料。虽然这种肥效没有化肥来得快，但使作物不会产生大起大落的现象，使作物具有稳健的长相，健康作物才能抵御外界不良环境。
杂草之间有相辅相克的自然规律，人类认识了这种规律便可借助这种规律来“以草压草”。现在已经证实了的如种植三叶草、紫花苜蓿、紫云英、苕子等豆科植物，它们都是优势植物，它们生长快，竞争力强，很快能占领空间覆盖地面，所以能排挤其他杂草，并能固氮增加土壤肥力。还有，密播芝麻能压制香附子草；葵花的茎叶浸出液能抑制稗草生长；番木瓜和十字花科植物能产生异硫氰酸酯，对没有萌芽的的休眠杂草种子有强抑制发芽的作用；水田放养红萍可抑制水田水生杂草的生长；甘薯藤长满地面时，其他杂草就无法生长，这样为下茬作物准备了无草地面；大麦和青裸所产生的气味能抑制附近杂草生长。
利用动物灭草也是好办法。如稻田放养草鱼，能食尽稻田杂草。利用鹅不食棉花的习性，棉田养鹅除草经济实惠。兔子不食番茄，在番茄地里养兔灭草的方法也不差。还有尖翅小卷蛾能防三棱草，豚草条纹甲防豚草。
物理灭草方法也管用。如深水淹稗，就是指刚发芽的稗草在稻田时，灌深水，保持一周后稗草得不到阳光便会死去。稻田生长芦苇这种杂草，可等它长到一米高时用重型园盘耙来回将其切碎成小段，而后打埂灌水，浑水进入芦苇管中，便会死去，或带水翻耕也能灭芦苇。
生态灭草法是利用两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以控制杂草的生长。如水旱轮作，这是我国古老的灭草方式，也是现代自然农法运用的模式。一般旱地杂草难以在水田生存，同样水田杂草也一般难以在旱地生长。适应水旱两地生长的杂草为数不多，如芦苇、稗草。
其他办法如用正在发酵的鸡粪水有浓烈的氨气，喷在杂草上能熏死杂草。还可利用秋后余热，耙地诱发一年生杂草，严寒来临时它尚在幼苗期，便可将其冻死。
现在，具有中国特色初级阶段的自然农法已初具规模。越简单的“傻瓜”技术，其科技含量越高，这符合科学的发展规律，即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开始人类的原始耕作法“刀耕火种”很简单，一是种、二是收，后来发展到畜耕，最后达到大面积用机耕。在强化耕作下，要经过翻耕、耙地、平地、播前镇压或播后镇压、苗期松土、耙草、多次中耕除草，一般进行三次中耕，收割时还要用秸秆粉碎机，加上播种与收割一共有十一次机械作业（据新疆国营农场机械作业统计），现在的初级阶段自然农法又回到一是种、二是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