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锋 本网记者 吕兵兵
规模经营为何要适度?
自觉摸透了土地脾性的李洪武自2008年即开始土地流转,并不断“开疆拓土”,期待“多里捞”。他的种植模式是“小麦+玉米”的轮作方式,最多时面积达到1300多亩。这两年,玉米价格低迷,生产入不敷出,他不得不收缩战线,将粮田面积调减到300来亩,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少量种植浅水藕。
“玉米价格下跌吃掉了利润,种得越多反而亏得越多。现实逼着你不得不‘适度’。”李洪武笑着说,“按理说,土地规模越大越适合机械化作业,规模经营须以机械做支撑,但一台大型机械动辄几万几十万,购置齐全需要很大投入。现阶段,无论从种地规模还是机械数量,都应‘适度’。”
青城镇民生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张卫刚,前些年因为土地流转而成为当地红星,成了全县土地改革方面的典型。几年过去了,之前门前的车水马龙,现在却变成了门可罗雀。张卫刚对前几年的冒失进行反思:“土地流转得有些多,步子迈得有些大,管理跟不上,出了不少漏洞。”
张卫刚主要搞瓜果、蔬菜的种植,而种植、管理、营销、运输方方面面需要人手。规模大了漏洞多,各方面的跑冒滴漏无形之中侵蚀了合作社的利益。张卫刚坦言,若不缩小规模,加强科学管理,他的合作社很难支撑下去。
高青县农业局产业办副主任李会军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土地规模经营是件新生事物,农民、农场主都有个学习、适应的过程和身份转换问题。土地流转不能贪多求大,必须适度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的风险在哪儿?
记者通过梳理几个采访对象的意见发现,土地规模经营的风险点主要在天灾、管理和市场。
农业生产现阶段依然无法避免“靠天吃饭”。本来丰收在望的庄稼,说不准一场自然灾害就会让其颗粒无收。常家镇种粮大户付国超对此印象深刻:“2014年秋季,黄河滩内的高粱还有几天就要收割,突然来了一场暴雨,这一下就损失了20多万。”
得此教训的付国超不敢再大规模流转土地,转型专做土地托管服务。他为农民提供农资、管理和销售服务,无论庄稼丰欠,付国超总能得到一块固定的服务费。眼下,付国超只流转了300亩土地,而提供托管服务的土地则有3万多亩。
由于需要为托管土地提供粮食销售服务,付国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粮食销售上,但管理上的漏洞同样让他吃尽了苦头。2014年,他与一家外贸公司签订了粮食收购协议,7车皮粮食运过去,对方却以某项指标超标为由压低粮价。付国超一气之下把粮食拉了回来,但由于没有储存场所,时间不久粮食就发生了霉变,这一次又让他赔了三四十万元。
李会军说,现在的合作社负责人基本上是农民出身,本身缺乏经营管理经验。而且,习惯了分散单干的农民重吃合作社这一“大锅饭”后,以往隐藏起来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显现出来。因此,经营规模越大,对管理者的要求就更高。
再一个,就是流转费用居高不下。在高青,当地土地规模化流转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000-1200元/亩,这一价格是种粮食的规模经营主体无法接受的。“如果是种粮食,根据土地质量,流转费用在500-800元这个区间最合理。”李会军说。
适度规模的“度”如何把握?
从被采访对象交谈中发现,动辄成千上万亩的流转,现阶段多数还行不通。那适度规模经营的“度”该如何把握?调查发现,在高青,农民探索出了精细化管理、再包干经营和专业化服务等多条路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洪武的做法是调减,减少土地承包规模,留下基础条件好且连片的300亩土地精细化经营。他适当减少了小麦、玉米种植面积,调出部分土地种植水稻和浅水藕。“水稻和藕不怕涝,旱了有黄河可以浇。论效益,种藕胜过种粮食。”李洪武说,“通过精细管理,产量增幅2成,每亩地能看到500元的利润。原先,种地千亩,每亩地看不到200元的利润。这样一算账,别看面积减了70%,效益反而增了50%。”
张卫刚的做法是“再包干”,把整体划分成若干小块:他将4辆“公车”全部出售给社员,车辆按公司出货量计酬,杜绝了跑冒滴漏;将配套建设好的设施及土地再分包给几个“职业农场经理”经营。这样,合作社分成若干个“车间”,他这个理事长变得非常超脱,原来合作社里的事事无巨细都要向他请示,现在他只需向社员提供服务、监督即可。
张卫刚说,他们现在搞的这个大包干和过去生产队时的大包干不是一个概念。生产队时的大包干是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全归农户,他们的大包干,承包权、经营权合作社和社员共同拥有、相互制约——农场主如果不按规程操作,其产品如果合作社检测不合格,合作社有权拒收,有权将经营权收回。
专业化服务是土地规模化经营的保证。张卫刚坦言,之前他们合作社发展之所以“玩不转”,就是因为“服务”缺失。过去,合作社工作事无巨细都需要他去打理,即便他有三头六臂也堵不住经营管理上的跑冒滴漏。现在他们将农技服务外包给了农资公司和政府农技部门,机械作业交由高城镇良刚合作社。而他也没有当甩手掌柜,这两年,他不断参加各种培训班,学习合作社经营管理知识。而手握3万亩土地的付国超也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经营中的困难问题。一到生产大忙季节,他就通过手机、网络对外发布招标公告,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了优质的服务。去年麦收时节,他通过滴嘀打机,订到了河南省的农机具,当地市场价是60元/亩,而他的合作价“放”到了40元/亩。“主要是咱的‘蛋糕’大,农机服务有利可赚。”付国超说。